在新文化運動中，北京高師是一個重要陣地。以錢玄同、黎錦熙、鄧萃英、胡以魯、常乃德、孫俍工、周祜、楚圖南、周予同、魏野疇等為代表的北京高師廣大師生，不僅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禮，而且積極參與其中，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向前發展。

積極參與，對新文化建設獨具慧眼

在新文化運動中，常乃德與陳獨秀之間的思想論爭備受時人關注。常乃德多次在《新青年》上就“古文”、“孔教”與“新道德”等問題與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主將展開討論。雖然他對陳、胡等人的文化主張持有同情的理解，且自覺地歸屬到《新青年》派的思想陣營，但在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上又自認有異。1916年12月，常乃德致信陳獨秀，質疑胡適關于古文之弊，尤以駢體、用典為最的觀點。他堅決反對“廢駢體”和“禁用古典”，以為此二者乃“真正之國粹……而非可以漫然拋棄者也”。1917年4月，常乃德在《新青年》上發表《我之孔道觀》，既反對康有為要求定孔教為“國教”的政治訴求，也不贊成陳獨秀“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的觀點。他主張應當把后人“所依傍之孔教”與“真正孔子之教”區別開來，認為前者具有宗教的性質，是封建專制政體的粉飾，自然應當打倒；但是后者“與宗教之實質，全然殊科?？鬃又裕磭L專主于專制政體”，因此反“孔教”不可以全盤否定“孔學”。常乃德也不贊同陳獨秀對待舊道德的簡單態度。1917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發表《記陳獨秀君演講辭》，指出道德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包括“元知”和“推知”兩部分?！霸奔慈祟惐拘乃逃械牧贾寄?，是亙古不變的?！巴浦笔且勒者M化論處于不斷變化之中的，當代的“推知”必然勝過古代，因此應該反對“舊推知”，提倡“新推知”。常乃德在分析西方個人主義新道德的基礎上提出了適用于今日社會的新推知——“自利之道”?？傊?，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認為，“不經破壞，不能建設”，要在革除一切封建舊習之后，建設“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但是常乃德以為現代西方文明的引進、消化不能建立在思想的空地之上，而是有賴于中國文化傳統的導引、承接與整合，即需要民族精神這一強大的支柱。于今視之，常乃德的思想觀念代表了《新青年》派的一種自我反思精神。 此外，還有鄧萃英、周祜等人在《新青年》上就“文學革命”與錢玄同展開討論；孫俍工在《工學》雜志上就“工學主義”和“新村主義”與周作人展開討論。鄧萃英提醒錢玄同不僅要對舊文學宣戰，揭破其劣跡，還要長驅直入，明白宣告其罪狀。周祜通過參照世界上其他國家“文法的應用”，建言錢玄同應在中國的文學中也創立一種文法。孫俍工針對新村“重工輕學”的偏向，和周作人探討了新村要重視“學”的問題。通過與新文化主將進行探討，北京高師師生提出了一些獨特的見解，引起了提倡新文化的主將們乃至整個思想界的重視，并為我們今天反思新文化運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提倡白話，推動國語運動走向深入

錢玄同是白話文運動的最早響應者和實踐者。他看到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后，立即致信陳獨秀對該文給以高度評價。同年，他又致信陳獨秀，強調《新青年》應該首先使用白話文，并且在《新青年》第3卷第6號的通信中先行垂范。這封通信不僅是《新青年》里最早關于白話文實踐的鼓吹書，也是第一篇用白話文寫就的論學書。錢玄同還對白話文運動做出了許多獨到的貢獻：揪出“選學妖孽”和“桐城謬種”，為文學革命指明了切實的對象；提出把白話文的應用范圍由文學之文擴展到應用之文，促進了白話文的推廣；從語言文字學的角度證明初期文字本為“言文一致”，為白話文運動提供了歷史依據；以“王敬軒”為名，在《新青年》上與劉半農上演“雙簧戲”，打破了白話文運動初期社會反響寥寥的局面，擴大了它的影響。在錢玄同的帶動和影響下，北京高師廣大師生積極投入到白話文運動之中。夏宇眾在《白話文與天足》一文中借用纏足與放足的例子對文言文予以批駁，并強調了白話文的應用問題，指出白話文已經“來到討論應該怎樣把它來做文章的時期了”。張一麐 《我之國語教育觀》從一個讀者“讀”的角度，指出白話文在閱讀上的便利。孫光策《章厥生先生國文教授雜記》強調中學校國文科教授白話文的重要性，并與師生就如何選擇白話文國文教材進行了試驗：“用分組的法子去選擇材料，將文章體裁分作‘論理’‘言情’‘記事時間’及‘記事空間’四組，每組預定選出百篇，合共可得四百篇，盡可供給中學四個年級的教授有余”。師生們還紛紛投入白話文的寫作實踐中，五四前后北京高師的校內刊物絕大部分文章都是用白話寫成的。

北京高師也是國語運動的發源地。理論方面，師生們充分論證了國語運動的重大意義。黎錦熙和陳寶泉就把統一國語看作是普及教育，提高國民性，進而建設一個統一文明國家的重要工具。運動期間，師生們對注音字母的研究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平。如錢玄同在《新青年》發表《論注音字母》一文，令吳稚暉讀后“欣喜無量”；朱文熊設想要創造一種更為簡便的字母——“位置字”，來實現“世界同文”的理想；蘇耀祖提出“排注音字母片”的教授法等。在注音字母研究的基礎上，錢玄同等人進一步提出了“漢字改革”，甚至“漢字革命”的問題，把國語運動推向了頂峰。實踐方面，1918年，陳寶泉、陳頌平、章厥生等發起國語研究會，“凡有志研究國語者均得為會員”，其會務基本涉及了國語運動的各個方面。同年，全國第一次國語教科書編輯會議在北京高師召開，會上推舉錢玄同擔任編輯主任，著手編輯國語教科書。錢玄同親自為孔德小學編寫了兩冊石印本的國語教科書。黎錦熙也為北京高師國語文法課編寫了《國語學講義》。胡以魯在北京高師開設“國語學”課程，也以自編的《國語學草創》為教材。為了更好地教授國語，蘇耀祖提出了“正音讀、詞類的提出讀、分段讀通讀、演劇式的讀”等四種“論理的誦讀法”，張席豊提出“器械的”、“論理的”、“審美的”三種誦讀法，石登閣把設計教學法引入國語教學，指導學生成立了“國三乙級國語練習會”，以“練習國語為宗旨”。此外，學校還開辦了國語專修科，為國語普及培養師資。同時在全校范圍內開辦了京話夜班，每周授課兩小時，指導學生練習京話，“為將來國語統一之預備”。

順應時代，促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新文化運動期間，北京高師涌現了一批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和刊物。1919年4月，德育部開辦平民學校，周蘧（予同）在開學時就教導學生要有改造舊社會、打破階級貧富差別的勇氣，“將來聯絡我們同病相憐的人，對于社會做一種正當的要求，改造現在萬惡的社會，打破后天貧富的階級”。1922年5月1日，工學會召集北大馬克思研究會及北京學聯舉行“五一”紀念大會，邀請李大釗做了題為《五一紀念日于現在中國勞動界的意義》的演講。與此同時，將《工學》第2卷第1號命名為“五一紀念號”。該號的《發刊詞》就指出：“一方面將國際工人的運動介紹給我國工人，以促他們的覺悟；一方面宣布資本主義的罪狀，使我國的野心家知所警戒，不敢為所欲為。勞工運動是沒有國際的區別的，工人們大家起來照著干吧！”松鳴也在該刊撰文《我對于“五一”紀念的感想》指出：“（一）工人團體須聯絡一氣，一致行動；（二）奮斗方法不是‘罷工’，是‘占據工廠’。”紅彩也在《中國怎樣就好了？》中說要解決中國“人民窮困”、“政治黑暗”的問題，就要打倒軍閥、政客與外國資本家，要用共產主義辦法，“殺賊回臟，把他們的財富奪回來作資本，開工場，我們來做工，我們自己選舉人管理工場事務”。他還指出中國應該參加“第三國際”，“謀全世界勞動者的聯合，以打倒全世界的資本家”。很明顯，這些作者已經具備了初步的社會主義思想。同年，北京高師成立了“北京高師社會主義青年團”，楚圖南等人編輯了《勞動文化》刊物，提出了馬克思主義要和工人運動相結合，要走俄國工人階級的路的觀點，以及“勞工運動”的口號，以公開的形式宣傳馬克思主義。魏野疇等人組織了共進社，聯合西北青年知識分子從事革命活動，并常在《共進》半月刊發表進步言論，傳播革命思想。1923年2月，教育革新社創辦了勞動學校，“以教育勞動者，使得到生活上必需之常識，職業上必需之知識，及促進勞動者的階級覺悟為宗旨”，開設了時事談話、常識談話、勞動運動史、時事講讀、世界現勢、政治經濟常識等課程。師生們還經常深入工農群眾當中去宣傳馬克思主義，據周谷城回憶：“當時琉璃廠高等師范校門旁并專設有一間小小的演講廳，門朝馬路?！瓕W生每晚七時左右，自動的向勞動人民講新形勢、新文化、新思想。對于農民也設法宣傳這些。暑假期內，路遠不能回家的學生，常住在西郊的臥佛寺、大覺寺等處，經常與農民接近?！?/p>

由上可見，北京高師對新文化運動做出了重大貢獻。同時，北京高師也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受益者，正是通過對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參與，北京高師于短短11年的時間就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一段不容忽視的歷史。（作者：楊彩丹   作者單位：山西大學歷史系）

原文刊載于《光明日報 》（ 2010年10月19日 12 版）